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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文物古琴辨伪琐谈

传世文物古琴辨伪琐谈

作者: 乐器大全 发布时间: 2019年09月27日 08:40:36

【字体: 】  传世文物古琴辨伪琐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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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传世的古代文物来看,唐代以前尚未见有伪品出现,唐代开始出现法书方面的伪品。古器物作伪,就传世文物看,乃自宋代始,这应该是宋代好古之风兴起的结果,有追求古器的人,就会有牟利之徒不惜作伪欺世。由于伪品出现,鉴定家也相应产生了。最早鉴别唐琴伪品的实例,是南宋岳珂在李奉宁家看出名为“冰清”的伪品,指出腹款所书唐代年号有避宋帝名讳的问题,肯定了这张琴虽然断纹很古,但确是一件伪品,在座的赏鉴家无不折服。虽然鉴定古琴之学从南宋就已开始,宋元明人也留下了许多记述,但一直到清代初期,古琴家才提出“唐圆宋扁”的形制区别。民国初年,九嶷山人杨宗稷著《琴学丛书》,才较广泛深入地阐述了鉴定古琴之学,并刊行于世,为发展古琴鉴定学提供了重要资料。今天,将杨宗稷视为古琴鉴定学说的奠基人,无疑是恰如其分的。

传统鉴定古琴法的准确程度问题

古琴鉴定之学除见诸文字者外,过去在古琴断代方面还沿用着流传已久而又不成文的鉴定方法,其着眼点有的是款字题跋,有的是形制断纹,有的是漆色木质,加之声音的优劣,仅凭其中两三点就可作出定论。这种鉴定方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,不可轻率地加以否定,而且这些又的确是鉴定传世古琴不可忽略的方面。不过,仅凭这几方面断定古琴的年代,有时可以完全准确,有时只能是部分准确,有时则是完全错误的。以李伯仁旧藏的“独幽”琴为例,它有“太和丁未”四字腹款,池下有“玉振”印,尾托上刻有李伯仁的题识,记述了它的流传和九嶷山人的题句,明确它是晚唐文宗元年的作品。其造型为极少见的“子期式”,断纹为蛇腹间牛毛纹,栗壳色漆,木质、声音均古。根据这些方面,确定它是一张唐琴没有错,说它是一件鸿宝也没有错。再如诗梦斋旧藏的“九霄环佩”琴,背有“包含”二字大印,其造型为伏羲式,小蛇腹断纹,栗壳色漆,木质、声音均古,凭这些方面断定它是一张唐琴也没有错,但不能因为背上还有黄庭坚、苏东坡的题句,就肯定它是曾经北宋苏黄鉴赏过,因为这些是后刻的,是伪作。又如查阜西先生旧藏的雷威款“幽涧泉”琴,原为大兴冯恕所藏,其子大生曾学琴于黄勉之之门,因而雷公琴幽涧泉遂为当时琴家所称道。琴为仲尼式,较常琴略短,琴面弧度较圆,有“雷威制”三字腹款,通身发波浪纹间梅花断,漆下有葛布地,桐材甚古,发音雄宏松润,为阜西先生藏琴之冠。先生终日弦歌未尝暂离,巡回演出亦携以相随,见者咸称赏此雷公琴不已。先生返京后因琴两侧胶合处开裂,惧其损坏,因付蕉叶山房张莲舫为之修合,修毕原音俱逝,成为一张按音不入木的哑琴。数年后乃赠与溥雪斋先生,遂重新为之剖修,得见腹内项间有墨书四行腹款:“祟祯甲戌夏日,绣谷刘师桐,仿唐雷威制于琴川松弦馆”22字。这张长期被视为雷公琴的“幽涧泉”至此真相大白,它原来是明末制品。可见,仅凭形式、款字、木质、断纹、声音和传说来鉴定传世古琴,可能出现完全不准确的情况。凭这几方面鉴定古琴,遇见真唐琴就对了,遇见真唐琴上有伪刻的题铭就不能全对了,而遇见伪唐琴就完全错了。所以,凭上述传统的鉴定方法,给传世古琴作出真伪的定论很难准确,因为传世唐琴的数量确是不多了。

关于宫琴与野斲的问题

传世古琴概括起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:第一种是经过与唐琴标准器比较确定下来的真正唐琴。标准器共有3件,第一张是清宫旧藏朱漆隶书至德丙申款的“大圣遗音”,第二张是李伯仁旧藏刻太和丁未隶书款的“独幽”,第三张是诗梦斋旧藏的“九霄环佩”。这张“大圣遗音”与锡宝臣旧藏九嶷山人定为鸿宝的、刻至德丙申隶书款的“大圣遗音”风格特点完全相同,它们无疑是中唐琴的标准器。“独幽”也被九嶷山人定为鸿宝之一,其浑厚不及“大圣遗音”,工艺特点与中唐琴相同,有晚唐年款,自是晚唐琴的标准器。“九霄环佩”的工艺特点无不与至德丙申款的中唐琴相同,而浑厚过之,且又经古琴家、音乐史家认定为盛唐雷威之作,腹槽特点亦与宋人的记载相合,把它作为盛唐的标准器是不成问题的。以这三张琴作为标准,经过对比,在所见传世古琴中与之风格特点相同的盛唐琴有 3张,中唐琴8张,晚唐琴5张,共计16张。其中朱漆的3张,黑漆的4张,其余都是栗壳色漆。这些特点相同的琴,绝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古琴家已经肯定了的唐琴,不过他们是将这样的琴定为宫琴,即唐代宫中的御制琴,对于与之风格不同的琴,仅仅凭腹款题跋、木质声音、断纹漆色、琴面圆厚而又久经传说者,一律定为唐琴中的民间野斫,即唐代的商品琴。唐琴究竟有没有宫琴与野斫之分?它们的区别究竟在于何处?这是鉴定唐琴必须分辨清楚的问题。从上述与标准器风格特点相同的唐琴来看,它们的式样并不统一,即便是一种样式的琴,在某些方面也并非完全一样。如汪孟舒先生所藏的“枯木龙吟”与原李伯仁旧藏的“飞泉”,两者都是“连珠式”,且都是晚唐琴,但放在一起就可明显看出二者在某些部位的宽窄上有所不同。再如锡宝臣旧藏的“大圣遗音”与上海吴金祥先生所藏的“九霄环佩”,二者都是伏羲式,造型完全相同,且都是至德丙申款的中唐宫琴,而它们的腹款一个是刻的,一个是朱漆写的,其铭刻也不相同。九霄环佩题名是篆书,池下大印是“清和”;大圣遗音题名是行书,大印是“玉振”,而且池旁还刻有四句隶书铭文,可见同时代的所谓宫琴也是各不相同的。今天经过研究,在这16张风格特点相同的琴中,既有宫琴,也有野斫,即当时的商品琴。这样说,二者又区别何在?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腹款上。从宋人记录的唐代雷氏琴腹款来看,其内容包括年月、作者和制作地点,亦有一种是仅仅记了一个地名的,可见当时民间制作的商品琴腹款体裁如此。而这种腹款多为墨笔书写,古代的墨书腹款流传至今,字迹已经模糊不能辨认,而成为一张无款的唐琴了。如李伯仁旧藏的“飞泉”,在《今虞琴刊?古琴征访录》中还记有一行墨书“古吴汪崑玉重修”款,而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虽然反复观察,琴腹中的这行款字却已踪迹皆无,这证明墨书腹款年久的确会湮灭无存的。这种无款的唐琴,才是真正的唐琴野斫。另外,在风格相同的16张唐琴中,4张有隶书四字腹款,3张是至德丙申,1张是太和丁未,这种腹款仅仅记下了一个制琴的年代。其中至德是安史之乱,明皇幸蜀,太子即位于灵武后所更年号,丙申即肃宗至德元年;太和是文宗年号,丁未即太和元年。带有这种腹款的琴,显然是新皇帝即位之始制造的乐器,应是宫琴无疑。再从这16张唐琴背面的铭刻来看,除两张后漆重刻和一张宋人所刻外,有铭文者仅4张,其余都是池上刻名,池下刻一方大印。在4张刻铭文的琴中,四句的占3张,八句的仅1张。四句的第一首是:“巨壑迎秋,寒江印月。万籁悠悠,孤桐飒裂。”第二首:“峄阳之桐,空桑之材。凤鸣秋月,鹤舞瑶台。”第三首:“大圣遗音,浑然天成。万籁悠悠,神骇鬼惊。”前两首都刻在有“至德丙申”4字腹款的“大圣遗音”上,第三首之琴虽未见腹款,但铭文内容、风格和气派亦与宫琴特点相合。另一首八句铭文则为:“高山玉溜,空谷金声。至人珍玩,哲士亲清。达抒蕴志,穷适幽情。天地中和,万物咸享。”这些铭文都是原刻,而八句铭中的“至人”、“哲士”、“达”和“穷”,显然不是宫琴铭文所宜有之词,而且它恰又刻在李伯仁旧藏的唐无款“飞泉”之上,从而更加证明无款确是唐琴野斫的标志。前人把以上具有相同特点的琴定为唐琴,称之为“鸿宝”,是完全正确的;而把它们不加区别地笼统定为唐代宫琴,则无疑是不正确的,因为还有商品琴(即野斫)在其中。过去古琴家定为宫琴的唐琴,实在是传世古琴中的真正唐琴。

前人所谓“野斲”的实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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