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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,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(音乐)好时代的坏孩子;而现在,他们是(音乐)坏时代

民谣歌手身价涨千倍 因流行音乐只有流行没音乐

作者: 乐器大全 发布时间: 2019年09月28日 20:00:23

民谣歌手身价涨千倍 因流行音乐只有流行没音乐


民谣歌手身价涨千倍 因流行音乐只有流行没音乐

“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,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(音乐)好时代的坏孩子;而现在,他们是(音乐)坏时代的好孩子。”高晓松说。

    从4月23日启动至今,“民谣在路上”全国巡演已经演出了13场。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、青岛、武汉、济南、郑州……每一座城市,都留下过民谣歌手的足迹、琴声与歌声。行程过半,接下来“民谣在路上”还将走进重庆、西安、长春等地。除了不断飙升的人气、不断升级的演出场所,跟着上涨的还有演出票价,尾场的深圳音乐厅,能容纳1700多位观众,最高票价680元,是酒吧演出门票的10倍。

    “民谣在路上”全国巡演由十三月唱片公司和文学网站“榕树下”联合推出。在当前整个华语乐坛和唱片业一片低迷之际,低调朴素的民谣音乐却异军突起,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,这让十三月唱片公司老总卢中强着实喜出望外。“我们终于把销售渠道打通了!”

    卢中强的欣喜,其实是民谣歌手的胜利。曾几何时,他们除了唱自己喜欢的歌,不敢有任何奢望。

    1994年,盲人歌手周云蓬从长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漂泊。住在圆明园画家村,每天背一把琴、一个音箱,还有一个油饼,到北京海淀图书城门口卖唱,唱老狼的歌,也唱罗大佑的歌……

    1997年,从邯郸磁县酒精厂辞职的万晓利也成了北漂。做酒吧歌手,第一次试唱是在魏公村的一个酒吧,害怕人家不要他,特卖力唱,唱了20多首歌,嗓子都哑了,最后挣了50元。2005年签约十三月之前,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,父亲从老家给他寄来房子的月供钱。

    那时,周云蓬和万晓利各自在生活的困苦中坚守着关于音乐的梦想。

    他们不曾想到,十年之后,他们成为了“新民谣”的领军者,有唱片公司为他们出专辑;他们拥有了自己的“粉丝”,巡演所到之处,会有一帮意趣相投的朋友争相接待、捧场。他们更不曾想到,演出所得酬劳相比从前,涨了1000倍。“万晓利去年9月至年底举行的20场巡演,算上票房分成以及独立唱片销售,一共挣了20万元!”卢中强说。

    目前,像小娟、万晓利、周云蓬等具有号召力的民谣歌手,每场商演的出场费已达5万元,而其他普通民谣歌手,参与一场商演也可获得5000元左右的演出费。卢中强说:“就像我们这次的"民谣在路上"巡演,一般歌手每场能拿5000元,20场下来,收入不菲,来回还能够坐软卧,能住像样的酒店,还有专门的助理呢!”

    衣食无忧,使知足常乐的民谣歌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和创作空间。相较于曾经的颠沛流离,现在民谣歌手的生活状态不仅轻松了许多,而且更独立、自由。“现在民谣已经形成一定气候,民谣歌手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唱片公司为他们进行营销、推广,而是更需要一种服务机构。因为一位成熟的民谣歌手完全可以自行组织巡演。”卢中强说。

    7月10日,“民谣在路上”在北京麻雀瓦舍剧场进行了二轮巡演的第一场演出。汪峰、老狼、高晓松,前华纳唱片总裁许晓峰,校园民谣奠基人、大地唱片总裁刘卓辉等都来到了演出现场。高晓松说:“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,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(音乐)好时代的坏孩子;而现在,他们是(音乐)坏时代的好孩子。”

    高晓松以精准而精辟的语言,概括出了民谣音乐经历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。

    高晓松、老狼他们生长在“白衣飘飘的年代”(高晓松的代表作之一)。一个叫“大地”的公司发行了《校园民谣》,创造了此后20多年中国年轻人生活中经久不衰的背景音乐,吉他取代了诗集,成为文艺青年的首选道具。很多人正是弹着《同桌的你》的简单和弦,开始了弹唱生涯,开始了对生活的体察、对社会的审视、对内心的自省。那是真正的“音乐年代”,是那些“坏孩子”们风华正茂激情澎湃指点江山的年代。

    而今,流行音乐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“坏时代”,当流行音乐只有流行没有音乐,民谣适时而动。“传统创造力的丧失,导致民谣脱颖而出。”卢中强说,“当人们厌倦了台湾流行音乐体系的模式化、庸俗化,当人们看透了内地音乐选秀形式大于内容,当现如今人们对流行音乐的判断丧失了标准,民谣的再度发力,便是情理之中的了。”

    在很多人看来,当今流行乐坛大而无当,追逐大场面、大销量,往往导致产品空洞粗糙,而民谣这样小而精的演出则显得更加可贵——一把椅子、一把木吉他,就能感动观众。

    “这种真实还原、不做作的音乐形式,必将有更好的生命力。”许晓峰说。民谣,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态度与状态,它用声音传达着歌者的思想与情感,它更贴近生活,贴近音乐的本质,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。

    检索中国近几年民谣作品,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社会现实。比如邵小毛的那首《哀悼日》里,词作者沈颢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;在张佺的《早知道》里,他讨论的是西南大旱;在周云蓬的《中国孩子》里,收录了《买房子》,他唱“买了一套房子,花了三十多万,买房子的钱,全靠银行贷款,从今天以后,不能随便请吃饭了,不能多喝酒,不能去旅游……”当然,30万说的是2007年的房价。

    “只描述不批斗,戏谑甚至嘲弄,疼痛但不绝望。”卢中强认为,正因为新民谣拥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批判力,从而能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。“榕树下”总编辑王小山也说:“批判社会现实早年属于摇滚的责任,现在被这一批民谣人很好地继承下来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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